以戴名世、姚鼐等为代表的桐城派，主宰文坛二百余年，究其因，重要的一方面不能不说是“取径端而立言正”。此于书法亦然。书法要“取法乎上”，我更说书法要“取法乎正”。取法不务正，而取径于偏门左道，以惑世于一时，不过自欺欺人而已，“计日而见其败”，亦是必然。周国亮先生之书、印取法皆以“端”“正”为要，不取眩世惑众之姿。其篆法秦，取秦诏版、权量之变化与天真；隶法汉，兼及邓石如，取其厚重，又有与篆相参之意，实亦完白之衣钵；印章取意汉印，工整严谨，布局饱满，以端正示人，毫无取巧之意。

　　世人好言创新，仿佛只有世人聪明。或许古人之智并不见得逊于今人，而其于书艺之创造重视“水到渠成”，决不求其突变，一蹴而就。这是基于对书法有深刻的认识，书法几千年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并非几个主张、几项试验就可以改变其既定的轨道，持此观念者言其浮浅或不为过。周国亮先生从艺30余年，如今仍在做铺垫的工作。前几日拜读周永健先生文字，他认为其书法刚刚打定好基础，如老天爷许以生年，或许可以形成自己的风格。周永健先生并非只是谦逊，他对书法史和自己的书法均有深刻而理性的认识，所以不作狂妄欺世之言。周国亮先生深有同感。他说，仿佛人生有很多阶段，其境界或不可替代，更不可绕过。一个人从事书法实践，亦有诸多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要做的功课，岂可逾越一个阶段而直接到达下一阶段？譬如翻山越岭，靠的是脚步丈量，岂可一步而代数步？周国亮先生有此认识，也是基于他对桐城文论主张的理解。戴名世说：

　　非敢苛于论古人也，正所以爱古人也，爱古人亦所以爱来者也。（《与洪孝仪书》）

　　文章之道，未有不纵横百家而能成为一家之文者也。（《与何屺瞻书》）

　　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初集原书》）

　　拘牵规矩，依傍前人，曰：“吾学某，吾能似某。”寸寸而比之，铢铢而称之，然而未尝似我，即一一似之，而我之为我者尽亡矣。（《初集原书》）

　　戴名世这里说了三层意思。其一，今人要爱古人。古人有古人的高度，古人也有古人的局限，不可过于苛责古人的不足，而更应学习古人的优点，学习古人正是对未来负责。其二，学古应博、宏，要“纵横百家”，要“上下古今，贯穿驰骋”。只有这样才能雄视百代而成一家之言。其三，学古不是为了似古、拟古、摹古。不能只学规矩而不知变化，不能依傍前人而丧失个性。学古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风格，学古是为了能超越古人而自立门户。这虽是文论，但对于学古书法又有何异？周国亮先生的艺术实践现在仍在积累期，显然现在说他的艺术已取得怎样高的成就或纯粹是溢美，但他对继承理解之深刻并付诸时日，其成就可期自不待言。

　　世人颇尚矫饰，以平实端庄为耻。而实际上，朴实之境岂又是那些非深于书者可以梦见？刘熙载说：

　　书能笔笔还其本分，不稍闪避取巧，便是极诣。“永”字八法，只是要人横成横、竖成竖耳。（《艺概·书概》）

　　纵观书法史，自有今体以来，书法皆以笔画为本，即使行书、草书亦当笔画清晰，忌其缠绕。而观当下之时风，定当要写得横不成横、竖不成竖，如果横是横、竖是竖岂不被人耻笑为“缺乏创新”？其忸怩造作成为风尚，真是令人有“斯文不再”的慨叹。周国亮先生为艺可谓“另类”了，因为其端守规矩，以平实质朴为尚。其制印无论材质是石是玉，皆以汉印为归，取其平正端方，雅洁浑朴。时风之笔画支离，空间零碎，号为创造，皆与他无关。其小楷与小行书亦复如此，耻于哗众取宠，而均以“横成横、竖成竖”的要求一以贯之。周国亮先生这种不慕时尚而以自然本分为依皈的追求亦与其对“桐城派”所追求的文风的理解有关。戴名世在《送萧端木序》中说：

　　盖余平居为文，不好雕饰，第以为率其自然而行其无所事，文如是止矣。

　　姚鼐说：

　　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敦拙堂诗集序》）

　　“桐城派”之产生，本是针砭明朝之文浮泛空疏。明之“前、后七子”虽亦倡导“文必秦汉”，但全在模仿，株守古人，以艰深为尚，失却了“文以载道”的功能，亦失却了天然本真的文风。戴名世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为文风，重在自然，所谓“至篇终语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