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清初开始，碑刻书法进入人们的视野，先是秦汉篆隶，再是唐碑，到中晚清时北碑尤其是魏碑得到大力的提倡，碑学盛行，与帖学并臻，对当时和后世的书法艺术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清代碑学发生、发展一直与清代学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当代书法也喜言碑帖，但往往不辨源流，有时从碑师帖各执一端，多有优劣之判，聚讼不断，影响了人们审视碑帖优劣的理性态度。本文拟从清代碑学提倡的学术性因素的梳理入手，探寻碑帖之争的原委，并希望为当代书坛客观地取法碑帖之长带来启示。

▲康有为  致仲远书札  纸本  25.5cm×15.5cm  1911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碑刻书法的重视，实际上是从明末清初的学术界开始的。明末民生凋敝，心学末流的空谈不务实际，起着负面作用，所以学术界起而反对之。顾炎武、阎若璩、傅山、朱彝尊等人提倡实学，学以致用，其治学方法极为重视实证。这一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这种方法为“博证”。所谓“博证”就是从广泛的古代文献资料中寻找根据，这开辟了考据学的方法。顾炎武长期在关陕一代活动，与阎若璩等学问家多有交谊。在关陕一代，秦汉时期的碑刻遗存较多，碑刻上所存的文字资料成为其学术考据的重要方面，为文人所重。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顾炎武等人访碑、藏碑，对金石的研究逐渐深入。随着实学的发展，秦汉碑刻较多地被发现，碑刻上的内容成为学问家学术研究的实证材料，而其上的篆隶书法则成为当时书法审美转变的契机。大量新出的碑刻书法资料成为文人收藏和审美的目标，同时也成为了书法取法的宝贵资料。

　　在清初，著名的收藏家、书法家孙承泽等人都收藏有较多的汉碑拓片，对这些汉碑隶书的欣赏和解读，得到了不同于当时以董其昌书法为中心的疏秀淡雅的审美体验，即汉碑的古质、厚重、拙朴。这已历千余年的独特审美对于清初的书法发展而言却堪称新风，郭宗昌、傅山、朱彝尊、周亮工、郑簠等人对汉隶的取法在实践上取得了成果，并具有启发性意义，这正是清代碑学的发端。

　　其后对唐碑书法的讨论和对北碑书法的提倡，出现在清代的不同阶段，成为清代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这些都与学者的研究、提倡和实践密不可分。碑学提倡和实践的重要成员，翁方纲、梁巘、毕沅、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都是学术界的重要人物，甚至是执牛耳者，他们在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建树。而江声，段玉裁，钱坫，王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孙星衍等人在金石学、小学等方面也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深远。这些学者在经学、史学、金石学、文字学研究方面深厚的学术素养，转而影响着他们对书法的思考和审美变化，他们看到了刻帖辗转翻刻带来的失真的弊端，也看到了主流书风单一、秀媚、甜俗的倾向，开始提倡古拙厚重的篆隶书风，并积极进行篆隶书法的实践，在清初就形成了重视篆隶书法的风气。此后随着文字学研究的深入，清中期篆隶书法的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具有继古开今的特点，形成了清代独有的书风。篆隶书法实践的成功为清中后期北碑书法的提倡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发展成蔚为大观的碑派书法。所以说，清代碑学的提倡和实践，与整个清代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

▲段玉裁  篆书闲静清华十一言联  洒金橘红蜡笺  162cm×20cm×2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清初开始的金石学研究到清中期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金石学的发展不仅是朴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清代书法碑学形成的前提。金石学的发展，使得访碑、藏碑成为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使大量湮没于荒郊废冢的碑刻资料得以重新被发现和重视，这些重见天日的碑刻也成为了书法取法的重要资料，是提倡碑学的前提条件。金石学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深刻地影响着碑学的进程。在清初以来的士大夫中，论述书法必溯其源，尤其到清中晚期，人们论述楷书，尤其论述北碑楷书，都要上溯至篆隶。这种研究和认识方法，不仅梳理了书法发展的脉络，同时使得书法诸体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吸收成为可能，而这正是清代碑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清】王澍  篆书豳风卷(局部)  纸本  21cm×281cm

　　清代对碑帖书法优劣的思考、篆隶书法的重视和实践、南北书派的研究、碑派书法技法的总结、北碑书法审美特征的总结和推扬，都是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清代的学者对于书法的认识，无论站在帖学的立场上还是碑学的立场上，都保持着一份学术的理性态度。孙承泽、陈奕禧、何焯、杨宾、王澍、翁方纲、毕沅等人并没有固守帖学一端，而是在品评中看到了碑刻书法的审美特质，并加以总结和提倡。而包世臣、何绍基和康有为等人虽对帖学弊端批评很多，但他们从碑学的角度诠释帖学的经典书作，尤其重视“二王”等人的代表作，并加以利用吸收。即使在书法实践中，他们也并非一味排斥帖学书法精华。阮元在理论上为碑学的提倡奠基，批评帖学弊端不留余地，然其书法则是一派帖学面貌，似乎根本未受到碑派书法的影响，形成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割裂。包世臣极为赞赏邓石如的碑派书法，并在理论上总结碑派书法的用笔方法，然其书法却不能摆脱苏轼等人的影响，虽积极学习碑刻书法，但终究不能不受传统帖派书法的影响。何绍基承阮元之提倡，是地道的碑派书法的拥护者，其书法在隶书、北碑上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大，但是他仍然重视王羲之等人的书法，继承其精华。倡碑最激进的是康有为，但他忠实地继承了阮元的思想，在写大字时以碑版书法为主，而在书札中则是典型、传统的帖学面貌。

▲何绍基  行书四条屏(局部)  高丽笺  136.7cm×40cm×2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上述清代碑学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性因素的梳理对于当代认识和借鉴碑学具有启发意义。当代的书法家不一定都要成为学问家，研究和钻研学术，但应该具有一定的学养。隋唐之前的碑刻书法很多都是出于低等知识分子之手，文化层次并不高，工匠气息较为浓厚。但随着时代的演进，一种特定的历史厚重感沉潜其中。清人对碑刻书法的学习和借鉴，就有一个明显的文人化的过程，即取其形质而注入的则是自身的精神气质。所以，当代书坛对碑学的借鉴，不应针对一两种碑版的笔法、结构等，孤立、简单地了解和模仿，而应对碑版的文化、时代书风、书者、刻者、拓者和拓工、材料、文字内容等有综合认识，判定其风格和个性化审美特征。在这种认识和鉴赏的基础上，再把笔临池，做到胸有成竹，择优汰劣，并加入个性特质和时代特征，化古为我。

　　清代的碑帖之争，本质上是让唐宋以来一直以文人书风为主的书坛重新重视碑刻书法，恢复唐以前碑帖并重的发展方向。碑与帖书法的书体不同，主体不同，所书内容不同，运用场合不同，审美特质自然不同。关于这些清人都有较为深刻而充分的讨论和研究，也得出了较为理性客观的结论，所以对于当代书坛不必再人为地形成碑帖之争，更无需非碑非帖。碑帖书法都是书法史上宝贵的书法资料，我们当结合自身特点，择其佳者，深入学习，汲取营养，碑帖结合，碑帖兼擅，共为我所用，为时代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