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虫篆今人几不作，亦难于认读。鸟虫篆起源早矣，其与象形略近，文字创始之深意或隐藏其间也。鸟虫篆于春秋吴、越、楚南方诸国盛行，尤以越为最。概南方诸国文化尚巫，又喜神秘优雅与繁复装饰之美，遂仿鸟虫之形或鸟虫屈曲盘绕之迹，作鸟虫篆书。今于南方诸国遗留如越王勾践剑铭、楚王子午鼎铭、吴王子于戈铭诸文物上见之。 “秦书八体”鸟虫书亦属之，当为国家颁布通行之体，或仍于南方诸国流行使用。始皇“书同文”，小篆遂生，鸟虫、缪篆、殳书诸体遂失正统，沦为小宗，使用日少。汉时“隶变”，西汉隶与小篆同为官方使用，东汉则为隶之天下，小篆则于宫廷题榜、碑额诸正式场合偶用之，以合于正统，略以寄古意也。鸟虫篆此时亦同于小篆，于符玺、宫廷器物、幡信、题署、碑额诸途用之，迨少字易用鸟虫篆，复有寄古意与特殊艺术趣味之求也。王莽复古，改定古文，复有六书，其一便是鸟书。然文字之发展，由难而易，渐趋简化，渐远象形，以合于典籍弥繁之使用。汉时官事日多，公文繁难，字体实用渐趋简易，非鸟虫书所能应付。以此故，鸟虫篆作为象形性、美术化之古文字体，难于成书，故于实用领域使用渐少，直至被逐出官方正体之列，遗忘而不用，亦为字体演进之必然也。然文人藉鸟虫篆以寄托特殊之情怀与审美之趣味，又当别论也。

　　谢云老越人也，虽久居京城，然乡情不改，弥老弥深。其深受越文化熏陶，勾践剑诸文物上之鸟虫篆深刻其心间，其瑰奇秀丽、繁复神秘的审美特质自小即对谢云老产生影响。谢云老为书、为诗、为文、作画，皆以不可遏之势抒发瑰奇变幻之情，故其诗文书画不落俗格，不为法所束，一任激情驱使，情尽而已。以情造形，以情生势，以情御法，以情动人，故情动形言，沟通天地，物我合一，神契造化。

　　谢云老衷情于鸟虫篆，当以深入传统文化解矣。谢云老虽经历动荡，然于传统文化则深入研究，戮力传扬，以为此民族之魂魄，中华之基根。文字之始，因于鸟迹，仓颉拟之，以定文章。鸟虫篆追摹鸟形虫迹，省却五色灿烂与具象形似，因势生形，道法自然，期以神合。此文字创始之神髓，契合于祖先认识自然而合于自然之哲学精神。谢云老择之，以其晓天地，通古人，法自然，原其古式，方以中矩，圆以副规，左右抑扬，俯仰有仪，气贯终始，翰墨神飞，畅神悦性。

　　孙过庭《书谱》曰：“复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异夫楷式，非所详焉。”龙蛇云露之书、龟鹤花英之体，唯藉书之名，而无书之实，非书非画，为人诟病，故难于流传。鸟虫篆书，遗形取神，深契造字之精髓，自非归于孙过庭所谓龙蛇龟鹤之炫奇猎异之属。谢云老以刚健之力以运鸡毫之柔，形笔画之诘屈，铸瑰奇之结构，成绚丽之章法，变化多方，穷微测妙。

　　昔鸟虫篆用于庄重之场合，如题署、碑额之属，皆极严整工丽，装饰之美胜于艺术趣味。又用于符玺，极尽工整繁饰，实用性似多于艺术性。谢云老所作鸟虫篆，求其写意，绝非描摹形似，避免使其失于工整刻板，故其突出艺术性明矣。其鸟虫篆之起笔，或顺势落笔，锋颖出而精神现；或蓄势摇落，空中杀纸，沉着果决，力劲气雄；或藏锋隐毫，不露圭角，力蓄意含，气足神完。故观其起笔，藏露随性，皆因自然，变化多端。行笔之时，去直就曲，粗细交错，屈曲缠绕，犹如龙行天下，或腾跃，或俯冲，或缓行，自由自在，欢畅流动。其用笔提按互施，用墨浓淡枯涩相宜，故其笔画力劲而能飞动，飘逸而能沉著。收笔之用，则视乎鸟虫行动之趣味，或提笔出锋以示其敏捷灵动，或按笔顿挫以明其蓄力怒张，或藏锋收笔以状其蹲伏安详。故谢云老所作鸟虫篆书，如繁星满天，灿烂星汉，瑰丽奇逸，意深韵雅。

　　颂曰：曦光晴窗，鸟语花香，都市吵杂远遁，谐和宁静暂有，时和气润，胸中遂有勃勃生气。徐步几案之前，展纸濡毫，诗情笔意，非笔墨不足以留此美好时光。意丰气完，力充势足，于是笔走纸上，笔纸相摩，遂起沙沙之声，甚悦耳也。或疾或徐，疾则生势，徐则蓄意；或提或按，提则出以灵动飘逸，按则顿生厚重拙朴。纸墨相发，湮洇成韵，笔沉则墨浓，笔拙则墨枯。出以鸟虫，以意会之，但得鸟虫形势之仿佛，而非描摹其真实之形也。墨酣笔畅，忘怀楷则，遗形释智，寄书以情。此谢云老晨起作鸟虫篆也。